论在大数据时代新律师如何成长作者:胡启明一、大数据对律师行业的影响(一)大数据的评价价值对律师行业来说,律师评价体系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由于法律知识的专业性,法律服务的受众对律师能力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其对律师的选择必须依赖于外界提供的评价。可以说,评价体系是法律服务市场供需对接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走向。然而,律师评价体系的建立却一直是律师行业里的一个难题。从律师主管机构的律师评级到一些市场机构发布的榜单,无一不因为样本的不全面和数据的不客观而或多或少地面临争议。有说服力的律师评价体系一直未能建立,这成为了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同样的道理,对法律服务的互联网化而言,如果不能解决评价体系的问题,同样无法建立当事人与陌生律师之间的信任关系,资源的高效匹配就无从谈起。不过,法律大数据可以为律师的评价体系提供更为客观的评价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律师能力的评价难题。比如说,从公开的裁判文书法律大数据中,可挖掘出全国诉讼律师的执业信息,为每一位律师“画像”。随着公开信息的增多,这样的“画像”甚至可能扩展到律师的非诉业务。比如说,从无讼阅读APP这样的法律内容社区的数据中,可以挖掘出律师们发表文章的情况,同行的评价与点赞则可以成为评价律师专业能力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法律行业里其实已经沉淀着一部分有关律师执业状况的数据:在律师行业里,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掌握着所有律师的注册信息、执业登记信息等基本数据;在法院系统里,也留存着律师的案件代理状况、提交的代理意见等数据;在教育机构里,存留着所有律师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信息,只要整个法律行业的信息公开越来越彻底和深入,就可以采集到这一部分数据。将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多维的律师评价体系。它是全面的,完全可以涵盖每一位律师;同时,它也是客观的,数据采集者的主观意愿可以被降到最低。当然,即使如此,律师能力的评价也还是会面临争议:不同的因素应该占多大的比例?数据积累的匮乏是否会导致年轻律师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劣势?其实,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对律师评价的观念也应该适时更新。评价律师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为客户选择律师提供参考,而并非单纯为了选出某一领域能力最强的律师予以嘉奖。不同的法律服务难度不同,对经验的要求也就不同,在某一领域内能力最强的律师并非是所有法律服务最佳的匹配者。相反,资深的优秀律师往往提供服务的定价也更高,反而不适于寻求相对低价的法律服务的客户。因此,律师评价体系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而是为了更好地配置法律行业内的资源而评价。法律大数据能够为律师能力评价提供客观依据,但这并非配置资源的唯一因素。价格、服务意愿等因素也应该被一并纳入考虑。所以,其实没有必要担心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评价体系会对缺乏经验和数据的律师不利。定位在适合自己的细分市场里,打造出与之匹配的专业特色,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法律服务市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大数据的工具价值从根本上说,大数据提高了承载着法律专业知识的法条、合同、裁判文书等数据被机器分析、读懂甚至应用的可能性,从而为律师的工作提供辅助工具。当前最容易被采集、解构和分析的法律大数据,是法院上网公开的海量裁判文书。它不仅承载着律师的执业信息,更体现着每一位法官的裁判倾向。通过对裁判文书数据的深度挖掘,可以更好地理解裁判文书的内容,找出案件与案件之间的关联,帮助律师们从过往案例中提炼裁判规则。具体而言,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工具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提高法律检索的效率。通过对裁判文书的解构,可以实现更精准的关键词匹配,甚至可以判断裁判文书之间的相似性程度,自动向律师推送与他关注的裁判文书类似的其他裁判文书。更进一步地,当律师向系统上传新的案件的基本信息,系统将可以通过解构和初步标签化处理,自动推送相关案件和法律法规。这方面,目前我们的“无讼案例”已经实现了这些功能。第二,预判案件结果。“能不能赢”是当事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过去,只有相关领域极为资深的律师,通过对案件和过往判例的深入分析,才可以得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但是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可以由系统自动找出相似案例,并且分析以往案例的裁判结果,从而给出对当下案件的预判情况。这样的案例数据基础更为全面,也会比人工的判定方式更加准确,同时,它将在第一时间呈现预判结果,帮助当事人更加理性地看待诉讼。第三,辅助制定诉讼策略。除了通过提 供审理法官的相关观点、最新审判的价值判断等信息,为争议本质提供新的洞见之外,大数据还可以辅助判断证据材料的可采纳性程度:只要将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关系作为标签,对这种关联关系是否成立进行大数据分析,评估证据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关系,就可以辅助律师预判证据被法庭采纳的可能性大小。第四,解决律师费报价的问题。案件究竟应该收多少的律师费才是合理的?这是律师和客户都感到十分困扰的问题。尽管有律协的指导性定价,但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透明,律师仍然很难把握收费标准,畸高畸低的情形时有存在。但是,如果全国的律师和当事人都愿意到互联网平台上贡献律师收费数据,就能够对同类案件的市场平均价格快速获取并统计,结合案件难度为诉讼代理寻求合理报价。同时,这样的价格数据也将成为匹配法律服务供需双方的重要依据。第五,提供服务全程数据支持。前述四个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并非只能通过一个个单独的互联网工具来实现,它们可以被嵌入一套互联网化的律师办案流程中,从而在律师工作的每一个阶段提供数据支持。比如说,为律师提供在线的工作模板,自动推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法官的裁判倾向,从而为律师的工作提供智能辅助,提高律师工作效率。以上五个方面是我对未来裁判文书大数据应用的一些畅想。它们并非立即可以实现,但却是在大数据的支持之下的可以预期的未来。这只是一个应用的例子。通过对法律法规数据、合同文本数据等法律数据的搜集和深度分析,可以预见,大数据为律师工作带来的工具价值将是全方位的。 (三)大数据与律师行业的未来应该注意的是,大数据的评价价值与工具价值并非截然独立,而是彼此促进的。一旦律师的工作更多地依赖于线上的大数据办案工具,并且养成线上工作习惯,就可以收集到律师的工作数据,从而将律师的每一次作业过程纳入评价体系,形成对律师更全面准确的能力评价。同时,根据律师使用大数据办案工具的反馈,又可以进一步优化工具本身,更好地为律师提供辅助。这将完全改变人们依靠人脉找律师,律师在拓展人脉上花费太多精力而忽视专业能力本身的现象,律师执业仅凭个人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刀耕火种”的作业方式也将被改变。可以说,法律大数据对于律师行业的最核心意义在于,它为分析经验和专业知识提供了工具。它既让普通人有了辨识陌生律师法律服务水平的能力,也为个性化极强,极其依赖于律师个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律师工作提供了辅助工具。法律大数据甚至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训练基础。未来,当机器积累和学习了足够多的法律数据,它将发展为法律界的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律师的部分工作。事实上,建立在IBM的Watson认知计算系统基础上的Ross法律应用已经开启了这样的未来:使用者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英语向它提出法律问题,它则会自动检索成文法、判例法以及其他资源。这无异于工业革命之初棉纺机器对纺织工人的意义:工业革命中的机器替代的是人的体力劳动,并通过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提高行业生产力水平;大数据技术则可以在信息不对称极其严重的法律服务领域实现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免去律师花费在人脉上的过多精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甚至比人做得更好:对律师来说,要搜集并且阅读相关领域的所有案例并且对其烂熟于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数据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借由大数据的辅助,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律师们的工作方式将大大不同于以往。律师工作将迎来“机器辅助时代”,将其称之为法律服务领域的“工业革命”或许都并不为过。 二、新律师如何成长第一,沟通与交际。人是天生的沟通与交际动物,所有职业都需要沟通,而律师职业又是最需要沟通与交际的职业。懂得沟通能让你逢凶化吉,懂得与当事人的沟通能接到案子,懂得与公检法沟通能办好案子,懂得与各种社会关系沟通几乎能办好任何事情。 作为律师,如何才能达到办成事的沟通效果?如何挖掘你的交际市场? 首先,要懂得仔细观察身边那些会交际的人是如何沟通交流的,不要错过任何跟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人 ,通过交际,可能将来他就成了你的潜在客户。 其次,律师还要善于利用亲戚朋友的交际成果,这样就能形成一个交际效应,一层层拓展开来。同时对有求于己的亲戚朋友要尽力帮忙,对方认为你有能力才找你帮忙,是对你的肯定。要是什么事都说帮不了忙,就不会再有人找你,那么你就会逐渐被别人忘掉。最后,不要小看每个人的力量,你要学会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的陌生人沟通。你要是和任何人就任何事都能沟通,那么你当律师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掌握当事人心理。留住找上门的当事人是沟通和魅力能力结合的结果。当事人一般找到律师就是想知道更多一点, 让自己心里更有底一点,所以在回答当事人的提问时就要抓住他的心理而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既要让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答案又要让他心里建立对你的信任感,那么你就成功一半。 从经验来看,你既要说到他心坎里,把他想表达却无法清楚表达的意思简单表达出来,还要把你的观点说个大概,把你办案的步骤说给他参考。不要对当事人作保证,更要把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说明白。不要做隐晦的表达,要消除他心中的疑虑,让他做到心中有数。第三,开庭技巧要注意条理性和逻辑性。律师的水平在开庭时最能直接体现,是好是坏开口便见分晓,有的律师在庭上说代理意见没有条理、没有观点、没有根据、没有逻辑,重重复复,废话大堆,滔滔不绝。让法官听了不耐烦,书记员无从归纳,让当事人听了头大,对方律师听了恨不得让他封口。 笔者认为发言很讲求观点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最好把握好庭审辩论的焦点,围绕焦点分成一、二、三点讲清楚,而不要东加一句西添一句,例如最简单的离婚案,观点无非就是三点:感情、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只要简单扼要把三个问题说清楚就行了,这样让法官一听就清楚明白,书记员也方便记录。第四,让当事人输的心服口服。凡是律师都想把官司打赢,但是也有一些案子一看就知道要输,如何让当事人输得心服口服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让当事人明白你已经对他的案子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当事人明白这案子要是不请律师自己打的话,那么打输了他却不知道到底输在哪里,还要浪费钱财再打二审。 要想做到这点,就要对案情充分了解,还要穷尽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做好开庭的充分准备,开庭时要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把当事人想到的理由表达出来,更要把当事人没有想到的理由也表达出来,那么即便输了,当事人也明白你是做了认真的准备,也明白他的官司为何要输了。第五,合理利用网络大数据给予的便利。大数据时代,网络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捷。作为新律师在实习期间甚至执业初期或许得不到案源,可以考虑利用网络平台为自己提升知名度。例如,多发关于法律维权的文章,亦或是为网友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同时也可以借此平台多结交同行,讨论对于一些法律问题自己的看法,提升知名度的同时,也增长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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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单位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在无法核实来源及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其证明力不应认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本院再审期间,山西焦煤公司提供了肇庆公司 2014年5月7日出具给山西高院的《关于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煤炭运销部及肇庆市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760万元煤炭合作纠纷的情况说明》,以及山西焦煤公司代理律师乔利刚向肇庆公司煤炭部门经理梁少锋进行询问形成的《调查笔录》,以证明肇庆公司已经按山西焦煤公司的指示归还了日照港运销部1760万元预付款。上述两份证据均属于证人证言,肇庆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人员签名或盖章,在与本案同时审理的另一关联案件中,肇庆公司作为当事人一方,自一审时起就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亦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相关诉讼文书均采用公告送达,对于另一证人梁少锋,山西焦煤公司表示现已无法取得联系,因此,上述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证据内容与肇庆公司交易时的财务凭证及款项往来凭证不符,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煤炭运销部与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6期。02通过对证人身份、证言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系等方面对不同证人证言证明效力进行判断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狄平自诉争房屋出卖前至本案诉讼发生时一直与上诉人丁齐元、管耘共同居住,应当认定三人系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狄平将诉争房屋钥匙、产权证书均交由丁齐元持有,并事实上交付给被上诉人万学全、万兵,且在房屋转让后至诉讼发生时约12年的时间内从未对诉争房屋买卖、房款交付提出过异议,足见其对诉争房屋买卖是事前知悉且同意的;证人夏元庆、邹凤香与诉争房屋相邻而居,出庭证实狄平在房屋出卖后,去过万学全、万兵居住的诉争房屋做过客,进一步佐证了狄平知晓房屋买卖一事;三上诉人提供的中共镇江新区大港街道工作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目的是证明狄平不可能单独去过江都,法院认为该份《证明》系对狄平参与党组织活动的情况说明,且从其内容看,亦不能排除狄平曾从镇江返回过江都的可能,该份《证明》相较于两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明显较弱,证人证言的内容具有证明效力,应予采信。——万学全、万兵诉狄平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8年第2期。03法院依职权调查形成的证人证言,即使被调查人未出庭,但所作的陈述作为补强证据与案件其他的相关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作为确认案件事实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对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明成所做《调查笔录》、二审法院到达州银监局调查的《咨询笔录》。关于在沈明成未到庭的情形下形成的《调查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二审法院并未将沈明成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是作为补强证据与阜康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市分行文件、华西药业在诉讼中的陈述、涉案资金流转的相关凭证等证据相互印证确认本案事实并无不当。因本案争议涉及到银行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二审法院到达州银监局进行调查咨询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从《咨询笔录》的内容看被咨询人的陈述前后并不矛盾,被咨询人亦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法院的调查咨询程序合法。——大竹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2年第4期。04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据与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不一致时,证人证言证据不应采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肯考帝亚公司在涉案提单何时由富虹公司交付给其的前后陈述以及其提交的相关证据内容并不一致:原审法院2009年5月21日的谈话笔录中,肯考帝亚公司称涉案提单是于质押合同签订时由富虹公司交付给其,再由其在富虹公司协助下交给承运人;《情况说明》和袁伟锋证人证言则又称提单是由元亨公司和富虹公司一起交给承运人;原审法院2009年9月25日庭审时,肯考帝亚公司则又称元亨公司于2008年9月5日代其收取提单。本院认为,肯考帝亚公司的陈述以及《情况说明》、袁伟锋的证人证言不足采信。——肯考帝亚农产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广东富虹油品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行所有权确认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2年第1期。05 知晓案件事实的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证人没有就争议的待证事实出庭,其所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三木公司提供的申达公司出具的《说明》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申达公司作为知晓案件事实的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作为《协议书》签约一方亦应当出具《协议书》原件,以证实三木公司持有的《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无异,但申达公司没有就三木公司与煌星公司争议的待证事实出庭或提供《协议书》原件,因此,申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纳。——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第5期。06证人与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但其出具的不利于提举该证据一方的证言可信度较高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证人宗芹出具证言称,在收取保险费时误以为刘继是农民而未询问其职业,涉案保险卡系保险代理公司根据业务员对被保险人职业状况的陈述代为激活,后又交付给刘继的内容,鉴于宗芹作为向刘继销售被告阳光人保保险业务的经办人,与阳光人保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不利于阳光人保的证言可信度较高,且阳光人保未能举证证明涉案保险卡由刘继自己激活,亦未能举证证明在收取保险费时对刘继的职业提出了书面询问,故可以认定阳光人保未能全面履行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韩龙梅等诉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0年第5期。本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胡某系江苏某公司员工,公司未为胡某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1月8日,胡某出具承诺书一份,上面载明“由于本人自身原因,不愿缴纳社会保险。本人承诺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后果自负,并且不因此与公司发生任何劳动纠纷。”2014年9月28日,胡某以公司“长期未及时足额支付本人工资未及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书面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随后,胡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要求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5281元,仲裁委于2015年9月9日裁决不予支持胡某的仲裁请求。胡某不服,起诉到法院。一审判决:员工自己不愿缴社保,不能以公司未缴纳社保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因劳动者自身不愿缴纳等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社会保险未缴纳,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本案中胡某承诺因个人自身原因不愿缴纳社会保险,已对自身权利进行了处分,现又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某的诉讼请求。员工上诉:一审法院故意曲解法律,不服!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故意曲解法律,因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并未规定“因主观恶意而未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才可以主张经济补偿。二审判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意识到签署承诺书的后果无锡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公司是否应支付胡某经济补偿金。2014年1月8日,胡某出具承诺书,载明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虽然其在二审中陈述当时签署承诺书是因事假结束回单位上班应单位要求而签订的,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胡某应该意识到签署承诺书的后果。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签署承诺书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该承诺书真实有效。胡某已对自身权利进行了处分,现在又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某还是不服,向江苏高院申请再审。高院裁定:承诺放弃社保后又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江苏高院经审查认为,胡某于2014年1月8日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胡某,身份证号码:×××。公司自2007年1月起就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由于本人自身原因,至今不愿缴纳社会保险,本人承诺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后果自负,并且不因此与公司发生任何劳动纠纷。特此承诺。”胡某未提供证据证明签署承诺书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故该承诺书表明其真实意愿。胡某因自身原因不愿意交纳社会保险费,是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并应承担相应的后果,现胡某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胡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条件。高院裁定如下:驳回胡某的再审申请。案号:江苏高院(2018)苏民申339号
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但因欠缺法定的有效要件,在法律上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及后果有哪些?一、无效的情形有哪些? 1.《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认定为无效:(1)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2)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3)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解释》第5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 因此需注意,当承包人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该施工合同按有效处理。3.《解释》第4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后果1.《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面的条款的效力。”因此,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因合同无效而失去其效力。2.《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仅规定为承包人请求的应予支持,如果发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是否支持,法律并未规定。在一次实际案例中,北京仲裁委员会某仲裁员认为只有承包人请求时才予以支持。3.《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解释》第3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2)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之一是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但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结果的特殊性,承包方已经通过施工建设使得建筑材料已经形成在建工程甚至是竣工的建设工程。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返还财产不太可能,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相对灵活的解决方案。
▌裁判要旨:夫妻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一方单独将房屋办理抵押登记的,在符合善意取得同等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另一方不得以对办理抵押不知情为由主张抵押担保合同无效。近日,上林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案情简介】王哥与杨姐于2007年9月10登记结婚,涉案房屋在上林县房产管理所登记时间为2010年1月12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哥,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2014年4月21日,张某与上林县某银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张某向某银行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3年等。王哥自愿以涉案房屋为该借款进行抵押担保,某银行经审核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后即与王哥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约定该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前述《个人借款合同》等。次日,某银行就涉案房屋依前述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取得房屋他项权证。2017年3月,杨姐以其与王哥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存在纠纷,且对王哥将涉案房屋抵押给某银行不知情为由,将王哥及某银行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抵押担保合同》无效。另外,杨姐与王哥两人曾因离婚纠纷在上林县法院分别作为原告起诉对方,本案审理期间二人婚姻关系仍然存续。【审理概况】上林县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杨姐与王哥婚姻关系期间双方存在的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行处理。另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已发生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具有绝对公信力,因依赖该登记而取得物权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哥,共有人情况为单独所有,故某银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哥即涉案房屋的真实所有权人。王哥自愿以涉案房屋进行抵押担保是有权处分行为,某银行根据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状况与王哥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该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判决驳回杨姐的诉讼请求。▌法官寄语我国对不动产权采取登记公示,只有登记才依法获得保护。《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以共有的房地产抵押的,抵押人应当事先征得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由此可知,已经取得房屋共有权证的共有权人,如果未经其书面同意,所有权人不能行使抵押权。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夫妻或基于习惯,或认为房屋当然为共有,仅登记一方为单独所有人,由此与第三者引发纠纷。对房屋共有权的取得有多种方式,除了依据婚姻关系,还可以依据继承、赠与、约定等多种合法方式取得。因此,即使抵押权人要求抵押人的配偶(最大可能的共有人)书面同意,也无法穷尽其他共有人。所以,如共有人未取得共有权证,抵押权人与产权证书上的所有权人签订的抵押合同当然有效,以保证正常交易,保护善意第三人。当然,在确认抵押权效力的前提下,共有人的权利仍需要保护,共有权人可基于共有关系向抵押人提起侵权赔偿之诉等。对此,法官温馨提示,无论家有豪宅还是陋室,为取得法律上对共有人的直接保护,共有权人应当及时办理相应的共有登记手续,以昭示于天下。
案例陈述:小明和小花是多年的好友,小花以开分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小明借款。并同意将自住的房屋和总公司设备一套作为抵押,与小明签订抵押协议。小明念在朋友多年情谊并且觉得有房和设备作为抵押没有风险,同意出借300万元人民币。 约定还款日期到期后,小花并没有能力偿还借款。小明感到不放心,咨询到律师,想知道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如果起诉,抵押权是否能实现?律师解答:律师询问了小花的名下房产共有几套,房屋面积多大?设备是否付了买方全款?公司股东有几人?房屋和设备是否做了抵押登记?小花是否已经被他人起诉至法院或者已经列为被执行人?小明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都需要依托以上事实才能给出准确的律师意见。律师的解答让小明害怕起来,才明白原来风险这么大,原来抵押还有这么多的法律规定需要注意。针对房屋和设备的抵押设立和执行分别进行介绍:一、房屋的抵押房屋属于不动产,需进行抵押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抵押登记机关为房屋所在地的房地局。抵押登记后,会发给抵押权人一个”房屋他项权证书“。也就是说不做抵押权登记的抵押合同也是有效的,对合同签订的双方主体有约束力,但是不对抗他人,如果他人也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抵押合同并做了抵押登记,即使时间比未登记的晚,但是效力要高于未登记的,依然能实现优先受偿的法律效力。同时,实践中如果被抵押登记的房屋是债务人的唯一住房,即使案件到了房地局也是很难启动评估拍卖程序的,很多执行法官以唯一住房不好迁出,不好协调为由拖延执行。但是针对这种拒绝执行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最高院与2015年5月5日正式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该规定第20条明确规定了唯一一套住房可执行的3个条件:第二十条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二)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三)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综上所述,提醒大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房屋抵押只有进行抵押登记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设备的抵押首先要界定设备的权属,如果是融资租赁得来的设备,在没有交纳全部设备款前,所有权是不发生转移的。另外如果设备是公司名下,那么设备的抵押协议就应该是与公司签订,公司还应当出具股东会决议作为附件,以保证对外担保的效力。那么设备属于动产就不需要抵押了吗?当然需要,抵押登记的管理部门在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法律依据为2016年修订的《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二条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办法所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综上所述,提醒大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设备抵押先要弄清楚权属,然后需要到工商部门进行抵押登记。胡明明律师咨询电话:139461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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